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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摊丁入亩并不是雍正皇帝拍脑壳想出来的办法，而是他在做王爷的时候到各地办差，发现一些极穷之地百姓为了躲避官府讨税选择成为流民，四处流浪。

    当一个地方百姓流失严重，而官府的赋役也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以后，地方上也怕继续摊牌让百姓彻底失去承受能力，进而引发民变，于是就会想办法从田地所有者手里加税。

    于是，他们就把丁税编入田税里一并征收。

    这样，不管人口是否有流失，他们的丁税都不会少一分一毫。

    至于多出来的部分，自耕农当然会承担一些，但更多的还是在那些田地大户手里。

    只不过，在雍正皇帝天下推出前，只是个别地方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流民之祸，其实明朝就已经有了，自然也有地方官府用出这招。

    “不过，在进行摊丁入亩前，还是先丈量天下田地，其他的后面再说，一步步来。”

    张居正继续说道。

    魏广德明白了，张居正已经意识到土地占有与赋税制度的均平问题，也在想办法解决，清丈田地其实不过是他设想的施政方针的其中一环。

    如果，张居正晚死上几年，说不好他也会在丁税上开刀，推出摊丁入亩这条改革政策。

    “叔大兄，此事干系可是极大啊？还记得度田令否？”

    还是第一次，张居正把他对土地的改革想法说的如此详细，要重新编制鱼鳞册，并按照此册收税。

    可魏广德虽然也想过，但却不敢伸手，因为那东西一出来可就相当危险了。

    古人不知道王朝更迭的原因，大多就是出在土地兼并上吗？

    当然不是，只不过知道归知道，真正要实施起来却是太难了，毕竟人都是有私心的。

    很多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会想方设法打击地方豪强，其中做到极致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其实，只要熟悉历史的人，都会发现朱元璋在明初的一些列举措，其实很多都是效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做法。

    他制定的鱼鳞黄册，其实脱胎于光武帝刘秀的“度田令”。

    东汉初期经农民起义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刘秀想对这一问题做出解决，便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推行“度田令”，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同时便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

    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隐瞒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反对清查。

    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污受贿，相互勾结，任凭地主谎报。

    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下令处死、下狱和黜免的郡国守相达数十人。

    于是“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纷起反抗，刘秀又不择手段地予以镇压，把成千上万的地主豪右迁徙到“它郡”，从而确保了“度田”的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两汉之际户口田亩不实的问题，为明章之治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

    而朱元璋在明初也是如此，耗费巨大代价进行大规模普查，编制鱼鳞黄册做为征税的基础，同时也迁徙豪强到京城等繁华地带，就是不让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居住，打压他们的影响力。

    在统一战争中，他也借助这些地主豪绅支持敌对势力的机会，对江南豪族进行剪除，在明初几乎就没有留下多少豪门世家。

    这些，都是明代能够进行普查，编制鱼鳞黄册的重要依仗。

    光武帝刘秀的“度田”国家行动，那次举国的度田运动是不了了之最终彻底地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东汉朝的立国基础本来就是豪族支持。

    完成扫平争夺皇权控制权的各势力集团，最终实现国家权力统一的，豪族们支持光武帝刘秀统一皇权的努力，其动机不外乎是底定可以维护其经济社会权益的权力代表的。

    而刘秀自身的身份，亦是豪族中的成员。

    也就是说，东汉朝是一个豪族的政权，正在世族以及士族化。

    光武帝刘秀在这种豪族崛起最关键的时期，自然也就无法以“度田”的国家政策，剥夺豪族们的雄厚资产实力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无限追求，因此，其“度田均税”的国家经济战略也就失去了基础。

    东汉朝两百年的国柞就在完成了豪强大地主阶级的世族化以及士族化之后，最终形成一个拥有巨大经济与社会影响的实力阶级，最终走向了皇权政治的前台，并经历直接控制皇权的东晋王朝后，走向衰落。

    之后失败的“王安石变法”，其实也有“方田均税法”的计划，只是没来得及实施，变法就近乎夭折。

    现在，张居正的意思已经在魏广德面前表露出来，清丈田地是第一步，之后就是依托田地所有者征税，不再按照毫无用处的黄册进行收税。

    而第二步就是在取得的成果之上，把丁税也编入田赋中，以此解决土地占有与赋税制度的均平问题。

    这个时代，土地的重要性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最关注的，所以他也不敢一上来就把手段都用上，而是一步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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